冼夫人的寿年，《隋书》本传（即《谯国夫人》传，下同）只载“仁寿初卒”，也不载其生年。由此而产生了多种说法：八十岁（屈大均等）、八十三岁（吴晗）、九十三岁（王兴瑞等）、九十六岁（蒋绍伯）等等。除八十岁一说外，其余说法大都是以冼夫人和冯宝结婚时间作为论点推算出来的。试以“九十三岁”一说看其推算方法：“本传谓冼夫人于梁武帝大同初与冯宝结婚，姑定为大同元年（535），以生于壬辰年（512）计，是年为二十四岁，是比较符合冼夫人的实际的。因为据本传记载。她在父母家时（即结婚之前），已能‘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非相当年龄不能办到，所以结婚岁数应在二十之外。”
从这里可以看到，所云的结婚年龄是从“大同初”中作的“姑定”，生年（壬辰年）也是推想。这种推想明显是“以今度古”，一厢情愿。试看中国历代婚龄状况便可明白。
远在周朝，《周礼》疏引《书大传》虽有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但鲁哀公问于孔子时，孔子回答：这是指最高岁数。男子二十就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岁有适人之道。在这个岁数以上，都可自论婚嫁了①。事实上当时的婚龄是按《素问》所说“男子二八（十六岁）女子二七（十四岁），天葵至，任脉通，故有子”，举行婚嫁的②。周文王十五岁就已生了第二个儿子武王，（第一个是伯邑考）③讲明他最晚也于十四岁时就已结婚。从史籍中看，这个婚龄被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统治者并声明“天子以下及庶民同礼。”④因此不可能出现允许官民女子二十岁以上才结婚之事。越王勾践就下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汉惠帝颁诏：“女子十五以至三十不嫁，五算。”（加五倍课税）有名的“女圣人”班昭就是按《素问》所言“天葵至、故有子，”十四岁出嫁。至晋，武帝通令全国“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杜有道妻严宪，皮京妻龙怜更是年十三而出嫁。南北朝即冼夫人婚嫁时期，沿袭不改，梁武帝的丁贵嫔（令光）就是年十四岁被纳入宫。周武帝还下诏：“自今而后，男年十五，女年十三，所在军民以时嫁娶。”至隋，婚龄依然如此，隋文帝之女南阳公主十四岁嫁与宇文述。至唐虽说是稍革早婚之俗：“男二十，女十五以上，州县申以婚娶，令其好合。”，但实际上依然十四岁便出嫁。武则天便是年十四被召入宫。冼夫人的玄孙媳妇、潘州刺史之妻、许敬宗之女也是十四岁嫁入冯氏家门。在民间和少数民族之中，这种早婚现象也一直沿袭到民国，十七岁不嫁，便要被人称作“老姑婆”。俚人后裔的黎人，儿女长到十五六岁，就要婚嫁。云南摩梭人，女子十五六岁开始“走婚”，彝人女子十五岁即可找情人，苗人女子年十五则纵诸野，任其择配⑤。如果是二十之外才出嫁，那就只有贫苦之家，无钱置办嫁妆才如此，还将要受社会讥笑。这一现象，在粤西地区普遍存在。所以处于梁代又出身于“世为南越首领”之家的冼夫人二十以外才结婚，绝无可能！
至于能“抚循部众，行军用师，压服诸越，非相当年龄不能办到”这种说法，明显是孤立地去看问题，去史实甚远。如果此说能成立，那甘罗十二为上卿当为荒谬了⑥。我认为，一个人能使人折服，听从其指挥，因素固然很多，但绝不是由年龄大小造成。特别是对于出身南越首领之家的冼夫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根本不存在什么年龄“应在二十以外”的问题。相反，越是年龄小，越易使人折服。古今事实已为此作了证明。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壬辰年”是从“梁大同初”中推测而作的“姑定”，并无根据。已不可信，而与史实婚龄又不符，更不可信。因此，对于冼夫人寿年几许，靠走臆测这条捷径，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科学的办法，应该是搜寻可靠资料作根据。
现在我将见到的资料述于下，同各位共作探考。
1.冼夫人的生年，《冯氏家谱》记载：“四世宝，字柱石，号廷臣，高凉太守，总管，敕封谯国公，殂谥诚恪。娶洗氏，幼多筹略，生梁武帝壬寅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按文史界看法，族（家）谱记载的生卒年月日，一般是可信的，因为它没有和官衔那样可以炫耀的东西。参证地方志上的记载，也月日相符：《电白县志》记载：“十一月二十四日，谯国夫人诞辰，乡邑多演戏迎神。”《茂名县志》也记载：“十一月二十四日，冼夫人生辰，正日及前后数日，演戏祭奠，有庙之处皆然。”《中华风俗志》亦仍其说。因此，族谱所载的年号无疑不成问题。查对《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梁武帝壬寅年即武帝普通三年（522），照此推算，梁大同初（535-536）冼夫人结婚时正是旧时计法的十三四岁，这个婚龄正与当时史实相符。
2.冼夫人的卒年。《重修洗庙碑记》称“仁寿二年以寿终。”此碑记为明嘉靖四十三年高州府通判吴恩所撰。吴恩对高州史作过研究，他很多说法被杨府志所采录。但他此说方志上无记载，是否可靠？我考证了几方面情况：①《冼夫人全书》的作者，茂名县人谭应祥，亦持此说。②明清以前的士绅百姓，特别是冯氏家人，对冼夫人的生平事迹，还是普遍了解的。因此，吴恩在冼氏后人的家乡作此记载，一定有充足根据，才敢下此断语。而当时冯氏家乡之人对此并无异语。可见吴说当是事实。
关于冼夫人的卒月日，现有文字资料无记载，但民间为纪念冼夫人而举办的“年例”有迹象可查：今电白山兜一带旧社会里一直以农历正月十七日为冼夫人忌日。今高州市则以正月十八日。此外，电白霞洞镇过去也有一个“年例”叫“十七把看人”。即在“正月十七日”来纪念冼夫人。每年正月从十六到十九日在“看人坡”（书写作“汉人坡”）按时举行。看人坡，是一块纵横约三里的平原，唐时是冼夫人孙辈聚居的村庄⑦。宋时崔王两姓即在其地建诚敬夫人庙（已于1957年中被毁，今只存庙基）。庙北浮山余脉狮子岭，是冯家墓地。许敬宗女之墓便在此处。现在坡北一带还残存着与冯家有关的石船石篱七副。这个年例的活动内容，初时是骑马、射箭、比武，以后演绎为游神，演戏⑧。在青年男女间还有如黎人“放寮”式的活动。联系以上两地流传，正月“十七把”这个纪念日，无疑所指也是即冼夫人的忌日。这个流传的三处产生地，都曾是洗、冯两族的聚居地，尽管日期今高州与今电白有一日之差，但月份是相同的，而且在旧社会里年年按时举办。元疑，这个忌月日也当是可信的。
据此，冼夫人生于梁武帝普通三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即公元522年12月27日，卒于隋仁寿二年正月十七日，即公元602年2月14日，享寿正是八十岁。因此，冼夫人的寿年当以屈大均等所说八十岁为准确。
有人认为，冼夫人的卒年应是仁寿元年。理由是：①本传说她是“仁寿初卒”，初即元年（601年）。②按八十岁计，民间算法自她生年壬寅年即梁普通三年（522）起算，至隋仁寿元年（601）已够八十岁。③冼庙碑所记，也是吴恩所说。意即谓他所说也未可全信。
我认为这些理由值得商榷：
（1）古人所说的“初”，并不就是“元”。如：高凉郡是隋大业三年复置（见《隋书》帝纪第三），《隋书》地理志却说是“大业初复置”。又如：《隋书》地理志说罗州是大业初废。乾隆府忘却说是大业二年废。这种习惯，至今未改。如西汉南越王墓，展览馆前言说是：一九八三年发现，展品说明则说是”八十年代初发现”。
（2）旧社会里计算寿年的方法有多种，民间一般是“见岁增年”。如果是死者的家属计，还以其闰年中的闰月累加计其寿。士人中则一般是用卒年号减生年号计法。那一种计法，其所称之寿年，都是虚岁。因此不能一言以蔽之，都是一种计法。士人较之平民讲求实际，不会把十几天也作为一年计，特别是冼夫人生于岁末，卒于岁初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就以冼夫人已知的生卒年号来分析一下：
其一，冼夫人的生年月日是梁普通三年（522）十一月廿四日，按足岁计，要到隋仁寿二年（602）十一月廿四日才能算是八十岁。但冼夫人正月十七日已卒，因此，就以仁寿二年计，实际上她也仅是七十九岁零二十四夭。所以，说她是八十岁，也是个虚岁。如果算至仁寿元年，则只有七十八岁零二十四天。作为士人的屈大均，绝不会以这个离实际很远的仁寿元年当之为八十岁称。
其二，《隋书》、《北史》均载：“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俚僚多有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番州”是广州于仁寿元年改的名，这表明：仁寿元年冼夫人还在活动。那么，民间流传的正月，就不可能是仁寿元年的正月！⑨
其三，按古礼，祖父母亡要守丧一年（见《隋书》礼仪志），此所谓“朞丧”。在这一年内不得进行一切户外活动。《新唐书》冯盎传载：“隋仁寿初，盎为宋康令。潮成等五州獠叛。盎驰至京师（洛阳）请讨之。”此事，《通鉴》列在隋仁寿元年冬十一月二壬辰日后。壬辰日即十二日。这讲明此时冼夫人尚健在，他才能如斯这般地去讨獠。这也表明，这个“正月”只能是仁寿二年的正月，不可能是仁寿元年的正月。
其四，潮成獠叛，是年（仁寿元年）年底平定，隋朝授于冯盎汉阳太守，盎不赴职，说明猿平定后（或同时），冼夫人便已患病，翌年正月逝世，盎按制守丧，因此不能赴职。这也从另一面证明了冼夫人是仁寿二年逝世。
其五，吴恩所说有极为可信之处：如上所说它自明经清，历三百余年，史志，族谱对之并无异议。（参见《高雷文献》438页）
综上所考论之，“仁寿二年以寿终”一说，应是未可否定。

注释：
①见《白虎通疏证》嫁娶。
②见上古天真论。
③见《白虎通疏证》嫁娶。
④见《白虎通疏证》嫁娶。
⑤见惠西成、石子《中国民族大观》：任巍、刘冰《风俗奇谈》。
⑥见《史记》甘罗传。
⑦见道光《电白县志》。
⑧据霞洞镇党委办公室叶锦主任介绍。
⑨赵讷贪虐事，黄志列在开皇十一年（591），《通鉴》列在十年（590），胡三省注云：“按隋志：广州治南海，仁寿元年（601）置番州。赵讷贪虐必非是年事，史因书之。”我用胡三省说。
（选自陈祖辉《冼夫人问题考见》，南国书社，1998年8月出版）
作者单位：中共茂名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