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士娶妻与以上情形显然不同。
     首先，高力士为人很好，确实不是那种仗势欺人的人。这一点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印象里的高力士是京剧《贵妃醉酒》中鼻子上涂了白圈的小丑，是李白醉酒后捉弄的小人。但是历史中的高力士，不但仪表堂堂，而且文武双全。高力士初入宫的时候便深受武则天的喜爱，说他人聪明又漂亮，而且记性好，所以着意培养。这段经历高力士的墓志铭有明确记载。高力士射箭是一绝，他曾跑马射箭三中红心，天宝十一载禁军士兵叛乱中，他突率四百飞龙小儿于僵持中帮助京兆府一举平定叛乱，跟随玄宗到四川时，也曾亲自参战，是位勇冠三军的将军。
     高力士的出身，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是非常高贵的。他的少年经历充满挫折，让人嗟叹。入宫之后的高力士先是伺奉武则天，后来追随唐玄宗，李隆基为藩王时，高力士便倾心交结，因为协助玄宗参与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的宫廷政变而立功。后来唐玄宗即位，高力士自然深得信任，被擢升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累授骠骑大将军，封渤海郡公。玄宗曾说“力士当上（值日），我寝乃安”，（就是说，高力士在宫中值班，我睡得才踏实）。因此高力士常宿禁中。四方进奏的文表，必定先交高力士过目，小事便由高力士自行裁决。太子李亨（后来的唐肃宗）呼之为二兄，诸王、公主呼之为阿翁，驸马辈呼之为爷，唐明皇李隆基也不直呼高力士的名字，而是称呼他将军。
     姚崇、张说、李林甫等唐玄宗时期的宰相，几乎都与高力士引荐有关。甚至于太子的确立，也是由高力士力劝唐玄宗立长才最终结束争论。有如此势力的高力士，却从不落井下石。开元十四年，曾任宰相的张说因故被押受审查。玄宗已经命令源乾耀等人组织专门班子公事公办，高力士向玄宗报告说，张说“蓬首垢面”、“惶惧待罪”，同时又为张说求情，说张说“有功于国”，不能因小过而否大功。结果玄宗听从高力士建议，马上下令撤销对张说的审查。在当时继续贯彻姚崇“不用功臣”的用人路线的条件下，张说作为诛杀太平公主的最后一个大功臣被保护下来，使得朝臣的元勋和新进之间建立了一种大体和谐的稳定局面，从而保证了开元盛世的繁荣发展。
     经历安史之乱之后，唐肃宗打算软禁已经退位为太上皇的唐玄宗，当时的场面更显得高力士威武不能屈。上元元年七月，唐肃宗身边大宦官李辅国派人到唐玄宗居住的兴庆宫传话，说肃宗请玄宗到太极宫游玩。玄宗刚刚出兴庆宫走到睿武门，500个专门陪皇帝打猎的骑兵便冲了过来，每个人手里都挥舞着长刀，拦住了玄宗的去路。为首的便是李辅国。玄宗此时惊吓的差点掉下马来。高力士赶紧上前扶住玄宗，厉声说：“五十年天平天子在此，李辅国不得无礼。”李辅国此时得志，讽刺高力士道：“高公公，没想到你现在还这么不懂事！”高力士直接对500骑兵发表即兴演讲：“诸位将士，太上皇有诰命，说大家辛苦了！你们在太上皇面前拔刀拦路，难道不怕犯法么？”这些士兵一听，赶紧收刀入鞘，局势总算暂时稳定下来。高力士又转而要求李辅国一起为玄宗牵马，护送玄宗到太极宫。一进太极宫，玄宗便道：“微将军，阿瞒已为兵死鬼矣。”后来肃宗到底将高力士发配了事，到玄宗去世时才赦免高力士，高力士在返程中得知唐玄宗已死，也呕血而亡。最终陪葬唐玄宗泰陵的也只有高力士。
     所以唐朝人称赞高力士是千秋义士。这位千秋义士不是那种依仗权势欺男霸女的人物。
     所谓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认可的，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强调两性的配偶身份，强调“婚姻是家庭产生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食、菜户以及强买民女为妻的种种做法都不被社会制度所认可，两性之间配偶身份堪虞，也没有因此而产生家庭。反观高力士娶妻：首先，高力士的妻子是得到法律认可的，高力士被封为齐国公之后，他的妻子也受 封齐国夫人；其次，高力士与妻子之间是确定的配偶身份，正是基于这样的配偶身份，高力士岳母的丧礼才受到了当时官场上的极端重视；第三，高力士的婚姻是他家庭的基础。高力士娶妻之后，又收养了高承悦、高承信。
     高力士毕竟是一个不世出的人物，地位特殊，虽然是宦官却是唐玄宗时期重要的政坛风云人物，是不是高力士的婚姻只是宦官结婚的一个个案呢？实际上宦官的婚姻有可能是一种制度么？
     我们说，不妨将高力士娶妻看成是唐朝宦官婚姻与家庭的缩影。当然宦官是所谓“刑余”之人，本不具备婚娶的条件，所以宦官婚姻问题只是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特殊社会现象。
     宦官娶妻始于何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据《史记·吕不韦列传》载，战国时秦国王太后，也即秦始皇生母，曾把“嫪毐假阉为宦官”，“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甚至于后来王太后还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嫪毐与太后的关系只能算是私通。嫪毐是一个因为买通主管官吏而将胡须剃掉的假冒的宦官，王太后与嫪毐的关系也只是私通，生孩子的时候王太后借卜卦而离开王宫，所以根本算不上婚姻关系。
     秦王朝建立后，大宦官赵高收有养女，有赘婿阎乐，这些都是人们所共知的史实，但赵高是否娶有妻子却未见史籍记载。从史籍记载看，宦官大量娶妻养子出现于东汉，《后汉书·刘瑜传》云:“常侍黄门亦广妻娶。”但是东汉宦官娶妻到底广泛到什么程度?其婚姻关系有何特点?由于史料残缺.这些问题均无法探讨。此外，东汉宦官娶妻成家受到了当时社会舆论的批评与谴责，如《后汉书·周举传》云：“竖宦之人，亦复虚以形势，威侮良家，取女闭之，至有白首殁无配偶，逆于天心。”说明当时人并不认为宦官“取(娶)女”是一种婚姻。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唐代人们的社会心理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宦官娶妻养子习以为常，不再视为违背人性的反常行为。从唐代有关史籍及相关资料看，高层宦官婚娶占49.3 %，六品以下的中下级宦官也有50.7%结婚。可见，宦官结婚是一个普遍现象，不是只有高力士这样的超级大宦官的特权。而且，目前还没有发现当时人在这一问题上对宦官提出批评和指责。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由于宦官婚姻关系的普遍存在，人们见怪不怪，已经在心理上接受了这种社会现象，至少是默认了宦官所建立的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的社会存在。
     除了夫妻之间不可能有性生活和子女一般是收养之外，唐代宦官的婚姻观和当时世俗的婚姻观并无根本的差异；家庭结构也与社会其他阶层没有明显的差别。还是以高力士为例。高力士的养父是宦官高延福，高延福也是娶妻的。高力士的生母麦氏夫人与高力士早年失散，晚年团聚时，高力士的养父母都还在世，高力士同时奉养生母和养父母，当时的人对此都很称赞。高力士婚后也收养子女，至少收养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将高力士与其他高级宦官相比较，会发现高力士行事是非常收敛的。高力士娶的只是一个低级官吏的女儿，但很多与高力士等级相仿的宦官，甚至娶的是名门闺秀，世家子女。例如李辅国娶的便是北魏皇族元家的女儿。在收养子女方面，高力士也并未意图通过收养达到其他目的。
     唐德宗于贞元七年(791)下了一道诏敕:“贞元七年三月，敕，内侍五品以上，许养一子，仍以同姓者，初养日不得过十岁。’从这道诏敕我们知道，宦官收养养子在理论上有很多限制：如收养者资格一定要五品以上、养子数量不得超过一个、收养范围限于同姓、收养时被收养人不得超过10岁。但是这道诏敕同时告诉我们宦官收养子女是合法的。高力士当时被高延福收养就几乎完全符合这道诏敕的规定，只有一条不符合，便是高力士本不姓高，并非与高延福同姓。然而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只消改姓便可以解决了。
     唐德宗的本意应当是限制宦官的收养，所以重申这一限制性规定，但实际上蓄养之风不仅没有因德宗的诏救有所收敛，反而更加炽盛，首先从数目上就大大超过“许养一子”的规定，如仇士良有养子五人，杨复光有养子数十人，杨复恭养子在六百人以上；收养异姓之风也盛行一时，如高力士本姓冯，刘贞亮本姓俱，杨复光本姓乔，田令孜本姓陈，杨复恭本姓林，后来都随其宦官养父而改姓氏；收养之义子也远远超过十岁，且多数为外臣武将，因而出现“剿士奇材，则养以为子;巨镇强藩，则争出我门”的局面，所养之子不是为地方将帅则是藩镇节度，如杨复光之诸假子:守亮，兴元节度使;守宗，忠武节度使;守信，商州防御使;守忠，扬州节度使;其徐数十人，皆为特守将帅。又如杨复恭以假子守立为天威军使，守信为玉山军使，守贞为龙剑节度，守忠为武定节度，守厚为绵州刺史，其徐假子为州刺史者甚众，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又如田令孜也以王建、韩建、张造、晋晖、李师泰五大将为养子，号随驾五都。宦官通过收养武将为子嗣，扩大了自己的势力，提高了自己在宫中的政治地位，使得宦官通过养子来控制地方军事，这是唐后期宦官得势以及能废立阜帝如同儿戏的原因之一。
     高力士本人在玄宗一朝并没有祸乱宫廷、专擅朝政、迫害朝臣，但是正如司马光在论述唐代宦官势力发展过程时所说：“宦官之祸，始于明皇，盛于肃代，成于德宗，极于昭宗”。毕竟玄宗任用高力士之后，破坏了唐初宦官不参政的规矩。后代人追究宦官之祸，将所有宦官都一笔打到，高力士也就变成了小丑。然而宦官干政症结着实在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当皇权受到大臣、外戚、宗室等势力威胁时，皇帝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视宦官为心腹，直至开启宦官参政的大门。指斥宦官参政，不如反省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宦官的婚姻对于当事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女方，无疑是一场悲剧，再多的荣华富贵，不能抚慰青春空逝的寂寞，但宦官本身又何尝不是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