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士,唐潘州(今广东高州)人。本姓冯,名元一,为冯盎之曾孙,冯智玳之孙,冯君衡之子,乃冼太夫人之第五代孙也!其父君衡任潘州刺史。如此家庭和身份按理是不会送子弟去做宦官的。岂料在唐长寿三年(694年)二月,有人向朝廷诬告岭南流人谋反。其时已是武后掌权,便派司刑评事万国俊领监察御史衔前往岭南查处。万国俊到了广州,将抓到的300多流人赶到江边全部斩首。过去与这些流人有往来的人也受到牵连。时任潘州刺史的君衡就受到惩处,连年仅10岁的儿子元一也被阉割,送入长安宫内当宦官,改名力士。
家破人亡的力士,性格倔强却聪明伶俐,不久就得到武则天的赏识。但伴君如伴虎,还是不慎犯了小过,挨了一顿鞭子被逐出禁宫。后来被宦官高延福收为养子,从此称高力士。延福出自武三思门下,因而力士也能往来于三思家。后来在三思的帮助下,一年以后被武后召回宫中。遭受挫折的高力士,更加谨小慎微,且善传诏书,深得上下喜欢。不久,就担任了官阉丞这一官职。
唐自武则天当政,局势多有变故。武死后,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等各种政治势力斗争十分激烈,政局极不稳定。景龙二年(708年)当时的临淄王李隆基在自己的藩邸召集才勇之士,积累力量,蓄势待发,图谋帝位。善于观察局势和识别人才的高力士看准了李隆基背后的政治实力,也看准了李是个能成大事的人,于是尽心巴结,为李隆基明里暗中办了不少事,很快就被李视为知已。两年以后,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谋杀韦后和安乐公主以及武氏党羽,拥自己的父亲李旦复位。李旦才能平平.但谦虚能忍让,有自知之明,一生三次让出皇帝位,因而死后谥睿宗庙号。其大“睿”就在于能在自己众多的儿子当中,立隆基为太子,把唐朝国势发展到巅峰。
隆基当上太子,高力士有参与谋划之功。因而被提为朝散大夫,内给事,掌管宫内百事,常恃太子左右成为灸手可热的人物。又过了两年(712年),高力士又协助李隆基发动宫廷政变,将太平公主及其死党铲除。这一仗胜利,高力士因功升迁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正员。到了李隆基正式当上皇帝的开元初(714年),加封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玄宗曾说:“力士上值,吾寝则安”。从此,高力士权倾朝野,各地进奏的文表,必先呈报他阅后才能进呈皇帝,一般的小事则由他自断做主给办了。
高力士虽为阉人,却有非凡的政治眼光和决断性格。他侍奉玄宗,深得信任,掌握大权,并不是凭着一味的逢迎和巴结,却能在关踺时刻对玄宗起到政治上的有力帮助和情感上的倾心关怀。玄宗即位之初,尚能有所作为,后来的太平盛世景象(开元年间,唐朝是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的国家)也慢慢地将这位有所作为、有才华的皇帝熏醉了。天宝四年(745年)年过花甲的玄宗纳了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27岁,原是玄宗第八子寿王李瑁妃)为妃。“从此君王不早朝”逐渐沉迷声色,又昏庸任用邪奸之人。深受皇帝信任的高力士,不仅仅伺候皇帝和贵妃的起居,更重要的是多次给皇帝忠告。开始玄宗还听,说得多了,皇帝不高兴了。后来果然招致安史反叛,玄宗痛悔不己“悔初不听卿言,致有今日之祸!”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陷两京。高力士随玄宗人蜀,行至马嵬坡,六军驻马不发,将士哗变,杀杨国忠,并胁迫玄宗杀杨贵妃。在“要江山还是要美人”这危急关头,多情天子扰豫不决,气恼无奈地责问将士:“杨国忠就算该死,关杨贵妃什么事?”僵持不下,高力士忠言力谏:“贵妃固然无罪,然将士已杀其兄,妃在君侧,将士岂能自安?今将士安则陛下安,陛下安则天下安。”一言九鼎,忠君护国匡社稷的肺腑之言,终唤醒色迷不悟的玄宗,遂赐贵妃死,兵变随之冰消瓦解。至成都后,力士因有功受封齐国公。
天宝十五年(756年)肃宗在灵武即位称帝,改元至德元年。李隆基在蜀中听到后,高兴地说:“我没有什么可忧的了。”对此,高力士不同意地说:“两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汉北,尽为战区,天下痛心,而陛下以为何忧,臣不敢闻命。”可见,他当时的思想境界,比玄宗还要高。力士随玄宗还京,加开府仪同三司,封赏五百户。时玄宗被尊为太上皇,儿子肃宗不希望太上皇管朝政。儿媳肃宗的皇后及太监李辅国就暗中配合,常常挟制迫害玄宗。一般旧臣,早都忙着投奔新主子邀宠去了。倍感寂寞的玄宗,左右只有一个人陪伴,那就是高力士。上元元年(760年)太监李辅国强迫玄宗迁居西内太极宫。玄宗骑马行至武门,五百名禁兵手执雪亮的兵刃挡住道路。玄宗受了惊吓掉下马来。高力士勃然大怒,走上前面斥李辅国“上皇四十年太平天子,尔欲作弑君贼乎?”他的气概把李辅国镇住了,语塞而退。玄宗握住高力士的手,流着泪说:“今日若非将军,朕几不保!”
高力士的言行,深深得罪了李辅国。不久,李辅国就勾结皇后私下诏书,将高力士强行从玄宗身边拖走,流放到了巫州(今湖南黔阳县)。此时高力土已77岁。在流放中写了一首诗,这也是高力士存世的唯一诗作《感巫州荠菜》: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有殊,气味终不改。托物言志,表明白己无论在哪儿,无论什么处境,都忠于玄宗的节操,并没有变。公元762年,唐玄宗、肃宗先后死去。唐代宗即位,高力士遇赦返回内地,途中见到玄宗遗诏,让他陪葬泰陵,深受感动,痛哭呕血。“绝浆七日,衔哀而死”,终年79岁。代宗复其原官职,并赠封扬州大都督,陪葬唐玄宗泰陵。
唐代帝王陵,沿袭了汉代功臣贵戚陪葬的习惯,并进而确定为制度。陪葬是皇帝对有功之臣和皇亲贵戚的一种恩典和待遇。能够为皇帝陪葬,也是文武官员和皇亲贵戚巴不得的至高无上的荣耀。因此,关中18座帝王陵中,高祖李渊的献陵(位于三原县)的陪葬墓就有67座,墓主个个都是名声显赫的人物,如李靖等。太宗李世民的昭陵(位于礼泉县)陪葬墓多达160座,如名臣魏征、秦琼、李勣等人的墓。而开创“开元盛世”辉煌的唐玄宗却只有高力士一人陪葬。玄宗至死,把人世间的冷暖炎凉、繁华丧乱都经历了。他看透了所谓君臣父子关系的实质,不过利害关系而己。朝廷上下的冷暖切换,人事更迭,让他感到能够与他荣辱与共的,也许只有远在流放地的宦官高力士了。因而做出了这个千古绝唱的悲痛遗诏:让高力士一人陪葬。
高力士陵墓作为泰陵唯一陪葬墓,孑然独立于距泰陵东南约一公里处的陕西省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六组的村边上。墓与当地村民的房子相距不过10数米。这是在高力士死后15年(777年),由代宗李豫根据玄宗遗旨迁葬于此,并立墓碑以追念表彰。
唐玄宗称帝44年,前半生励精图治,颇有作为,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后半生却固步自封,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怠于政事,致使权奸当道,礼崩乐坏。高力士作为他最亲信的近臣,始终陪伴着他,当然和这段历史的兴衰大有干系。高力士曾帮助玄宗清除了一些破坏国家安定的坏人,做过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也曾因为惧怕皇帝而不敢对某些奸佞进行有力的制约,他虽然多次小心进言,都没有收到明显的成效,在客观上助长了他们的凶焰。但是,正如不能把安史之乱的罪责强加在杨贵妃头上一样,玄宗后半生的失误也应该由他自己负责,高力士总算尽到了宫廷奴仆应尽的责任。
后世有人认为高力士被封高官,是唐朝“宦官之盛”的开端,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高力士和唐代其他当权宦官,如肃宗时代的李辅国、代宗时代的程元振、鱼朝恩、宪宗时代的仇士良等,却有本质区别:前者是因功受封,而且是没有依仗自己拥有的权力为非作歹;后者则是由宠篡权,犯下无数误国害民的罪行。前者始终得到皇帝的信任,死后得到陪葬帝陵的殊荣;后者积极参与皇室废立,谋取更大权力,多被贬斥诛杀。前者始终与诸王公大臣保持和谐的关系,后者则真正是内廷与外朝斗争的主角。二者是本质区别。
高力士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被明代李贽称为“小心内侍”。他虽深得唐玄宗的信任,手中的权力也不小,但总是“言而有度”,并不过分干预朝政,安心做皇帝的家奴。这使他在朝臣们的心目中印象颇好。不过他还能抓住时机,本着“顺而不谀,谏而不犯”的原则,得体地表达自己对朝政民生大计的意见。有一次他发觉玄宗正为立嗣事寝食不安,举棋难定,便提出了“推长而立,谁敢争”的正确主张,得到玄宗的赞许,避免了诸子争位的动乱局面。玄宗前期名臣张说,由于受到其他的大臣攻讦,处境相当冈难。高力士经过认真地调查了解,认为张说有功于国,虽然犯过错误,但仍不失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在唐玄宗面前替他说情,帮他洗刷了罪名。事实证明,张说确是开元前期的好宰相之一。
高力土的忠心耿耿,深得玄宗的信任。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都曾“厚给力士”,以相结交。但当有人托高力士推荐李林甫当宰相时,却被他谨慎地拒绝了,是唐玄宗自己任用了这个奸相。后来玄宗曾几次打算把国家大事交付李林甫、杨国忠等人,高力士都曾委婉地表示了反对意见,认为“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既成,谁敢复议之者?”并且还揭穿了李林甫等人以“赋粟充漕”,破坏国家财政,制造虚假繁荣的伎俩。杨国忠当权以后,国家早已是危机四伏,但他为了邀功请赏,扩大自己的权力,却对玄宗报喜不报忧,实行了消息封锁。高力士曾把自己所掌握的一些情况及时报告了玄宗。他说:“臣间至阁门,见奉事者言,云南数丧师,又北兵强陴,臣恐祸不可禁遏”。这些史实,《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有记载,可以看出高力士不仅不是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人的同党,恰恰相反还曾多次揭露过这些人的面目。可惜此时的唐玄宗只顾享乐,早已听不进逆耳忠言,反而对高的告诫十分不满,弄得高力七惶恐不安,再也不敢多言了。
总的说来,高力土一生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没有超越封建时代忠君奴仆的范畴。他的言行是以皇帝的利益和好恶出发的,他的职务和身份也就决定了他的人格基调。这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中,忠臣孝子是人们崇尚的道德标准。忠者,指忠君;孝者,孝父母电。君者,国家、社稷之象征也;忠君等同于爱国家、爱民族、社稷,所以传统观念中,忠居孝之前,当忠孝不能两全时,舍孝而尽忠则是最高的思想境界。有人会说,高力士对唐玄宗是愚忠。但怎能以今人的思想道德规范去苛求1000多年前的古人高力士呢?!在唐代众多的当权宦官几乎都受到人们唾骂的情况下,“秉笔直书”的史官们却对他作了“平生无显显大过”这一相当温和的评价,是一个难得的例外。
唐代宗在公元777年为陪葬泰陵的高力士立了一块巨碑,碑文中说“公(处事)中立而不倚,得君而不骄,顺而不谀,谏而不犯,故近无闲言,远无横议”,又说他“言而有度,持国柄而无权”。这些评语落在一个权宦头上,的确是罕见的。虽有过誉,但和他一生相印证,至少说明高力士在历史上是一位可以、而且应该基本肯定的人物。明代史学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感慨地说:“高力士真忠臣也,谁谓阉宦无人?”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行文至此,本应作结,笔者突发奇思一一高力士在茂名的历史地位又应如何评价呢?茂名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英才辈出,文武官佐,一应俱全。但能对中央政权特别是最高决策人(如皇帝、总统、国家主席等)能产生影响,致使时局改变原运转轨道,即所谓的王佐之才的人物却是凤毛麟角的。高力士虽身为阉宦,年青时就曾两次协助李隆基发动政变,消除韦后、安乐公主和太平公主两大政治集团的势力,扶助李隆基步步高升,最终登上帝位,掌握最高权力,成就了开元盛世。有史家证实,唐开元盛世是中国有史以来,国力最为强大的鼎盛时期。作为肱股之臣的高力士,效忠玄宗50余年,也是创建盛世的功臣之一。茂名地区出了一位这样的人物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乏来者(1000多年后的民国杨永泰虽为蒋介石的幕僚长,但受信任程度与高力士见宠于玄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另外,高力士是茂名籍历史人物中权势最大,知名度最高的特殊人物从满朝王侯公卿甚至连太子都巴结他,权力之大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矣!通过戏曲舞台、民间传说和章回小说的渲染,高力士已成为唐开元之后市井街坊,甚至妇孺老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公众人物。用天下皆知来形容也不为过。而潘茂名、冼夫人等不过是地域性的知名人物,知名度是无法与之相比的。通俗文艺作品中的高力士,想必还会以他原有的程式流传下去。但高力士墓的发掘,使这一著名的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更加清晰真实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间终于从此还原了一位著名历史人物的真相。
有道是:
盖棺难定论,墓铭辩忠奸,
忠君匡社稷,蒙冤稗史间。
